第三重赋税：多重逻辑诠释何以母职经纪人化

教育“拼妈”成为愈加凸显的社会现象^［1］。“母职经纪人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则更为透彻的阐释教育市场化背景下都市母亲角色的变迁与困境。整合各种教育资源的角色一般由母亲承担，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尤其如此。从容流转于家务、育儿、鸡娃和职场的都市完美母亲成为理想化典范，背后掩藏的承重经济负担和精力体力透支在“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禁锢下所鲜为人道^［2］。“性别-母职双重赋税”分析框架探讨了两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不同境遇，已有研究表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遭遇到不平等待遇和系统性剥夺，在就业机会、就业过程和就业结果等诸多方面：女性不如男性，已婚女性较之已婚男性处于劣势地位, 而母亲与父亲相比则结果更差, 且子女越多, 多重弱势越明显^［3］。基于这一分析框架和已有研究，本研究提出“母职经纪人化”成为中产阶层母亲的第三重赋税，一方面弥补“性别-母职双重赋税”框架在母亲追求“高标准家庭教育和差不多职场表现”之间博弈的理论解释力，另一方面从多重行动主体诠释母职经纪人化的价值逻辑，阐释中产阶层母亲何以走向母职经纪人化。

“母职经纪人化”是杨可在2018年经过都市田野调查总结得出的母职发展新态势^[4]。作者借用大众熟知的明星经纪人的内涵意韵和工作模式，刻画当下母职发展态势：母职实践突破私人领域内照料儿童的传统内涵, 在教育培养孩子方面的职责陡增：母亲不仅要搜集整合教育相关信息，而且要为孩子定制个性化学习路线以期其掌握更多的技能和资本, 从而支架式辅助子女在每一级升学中占据优势地位并占有更多教育资源。目前对于母职经纪人化的研究较少，还停留在概念提出和母职变迁梳理之上^[5]，然而学界关于母职的研究已颇为丰厚，从性别与年龄、城乡和阶层的交叉视角以及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等多学科深入分析“母职”议题。已有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家庭分工中长期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6］。家庭成员中的女性确实会从事更多的家庭劳务、照料子女和赡养老人等非生产性活动，从而影响女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收入，因此女性更多的面临工作与生活如何平衡的两难境地^［7］。追根溯源，早在1929-1933年间，国共两党的劳动法就已经搭建出了现代职业妇女的母职基本模式:以无酬照顾为主、赚钱为辅。国共劳动法顺应了中国早期现代工业的性别特征,建构出自身的性别逻辑和父职的新型标准, 隐晦地勾勒出了与现代母职二元对立又二元互补的现代父职模式:以赚钱为主、照顾缺席^[8]。性别分工的意识固化和性别平等呼吁下的女性现实遭遇正加剧着劳动力再生产水平的恶化。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面临“不敢生育”的境况，女性更是面临“性别-母职”双重赋税及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对待，在传统观念有所强化和结构环境更为逼仄的背景下, 生育政策的放宽解缚将增加女性生育事件的发生次数, 使她们面临更大的职场困境^[9]。

母职经纪人化作为母职发育新形态，有其复杂社会变迁、理念转变和性别阶层的多重影响。阎云翔在“新家庭主义”(neo-familism)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当个体只能依靠家庭资源来解决结构转型进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时，个体与社会组织之间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脱嵌”^[10]。因此，厘清母职何以经纪人化，需要从多重行动主体价值逻辑进行分析，本研究将先从家庭逻辑入手，探究路径依赖下制度再生产导致已婚已育女性承担起三重赋税的发展现状；再从社会逻辑推演“氛围效应”如何从观念和制度上进一步加固母职经纪人化；最后从国家逻辑分析“照料赤字”层层转嫁以及国家对再生产能力的不断挤压。

二、“母职经纪人化”折射出的多重主体行动逻辑

“目前研究家庭教育更多聚焦于社会结构层面和国家立法环节^[11][12]。2021年国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采取法律的形式进一步规范家庭教育,将家庭教育由传统“家事”上升为新时代的重要“国事”。“母职经纪人化”起点于家庭这一私人场域，同时也蔓延于校园、社区以及校外培训等公共空间。因此，分别从家庭、社会和国家层面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适切性。

（一）微观家庭的逻辑：游离于市场之外的非生产性劳动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一，家庭在人类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功能多重复杂的聚合体：不仅是经济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也是社会整合与控制的组织形式，同时还承担着情感归属、政治约束、社会交往、劳动力再生产等多重功能。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探讨了人类历史活动中的两种生产，其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其二是双重生命的生产，即“通过劳动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和通过生育达到的他人生命的再生产”^[13]。

1.母职变迁：路径依赖下的制度再生产

传统农业社会“男耕女织”、以土地关系为纽带的家庭生活随着工业化生产和城市化进程，逐渐瓦解为父权制统治下的“男性主宰”模式，使得人类的生产目标开始围绕着最大化原始资本积累，而非人类自身需求本身^[14]。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催生出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而机器化大生产将更多男性从家庭抽离至工厂，逐渐形成“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模式，这种分工具有某种自然决定论的倾向^[15]。即便随着生产工艺的大幅改良和女权意识的逐渐崛起，母亲开始走向生产领域，但“母职”的“照料者”角色早已深刻嵌入妇女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形成基于社会共识下的路径依赖，即惯性力量不断强化人们的选择，无法轻易摆脱思维定式，婚姻关系中女性被“天然的”默认为照料者和家务劳动者，而男性作为既得利益者则“约定俗成的”只承担着经济责任。与此同时，儿童的主体性快速崛起，媒介极大的丰富了“养育过程”范式效应并加重了大众家庭教育负担。女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承担了人口权重的社会责任和几乎全部的家庭教育任务。也正是这种路径依赖下的制度再生产，导致妇女承担着“小孩及老人照料者”、“职场中的女性”以及“母职经纪人化的教育者”三重赋税下的社会角色，从而造成“家庭-职场-学校”互动链条下的家庭关系紧张、情感负债和职场边缘化等一系列问题。

2.中产阶层：“母职经纪人化”锚定代际向上职业流动

在“家庭-职场-学校”互动链条下，“超人妈妈”形象应运而生。子女教育职能从母亲照料子女的场域独立出来，成为中产阶层在防止代际职业向下流动的同时，实现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工具和手段。按照收入划分社会群体是一种较为容易操作且不包含明显的褒贬含义的划分标准^［16］。有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按2021年全国14.13亿人计算，中等收入人群大约为4.2亿人。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近三分之一，占整个消费比重的近50%^［17］。根据陆学艺等人提出的中产化现代化理论，他们认为, 整个社会将逐渐由“金字塔型”向“椭圆型”转变^［18］。目前看来，社会分层结构逐渐由金字塔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转变，期间经历了社会急速转型期带来的各利益群体表现出的不稳定性，甚至是“碎片化”的一种社会阶层无序状态^［19］。中产阶层作为“夹心层”正是在这样一个急剧流动的社会变迁背景下，固化其观念中对于教育改变命运的认同：中产阶层代际向上流动多依赖于其子女的职业发展^［20］，而好的职业发展得益于高等教育学历的保障；同时，如果子女在基础教育锦标赛失利，则会有代际向下流动的可能性，而这一后果是中产阶层父母所不愿看到的。因此，“母职经纪人化”现象在都市中产阶级家庭应运而生，成为中产阶层家庭的“标配”模式。

（二）中观社会的逻辑：忽视人口再生产的公共属性

在家庭教育生态中，社会是“承上启下”的重要圈层，其广泛地塑造着家庭教育生态的公共场域，其逻辑体现为社会公共部门将社会成员所承担的社会再生产责任视为私人家庭事务，将劳动力再生产从一般意义的人类活动剥离并纳入私领域，从而模糊了社会再生产的公共性。

1.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拓展了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内涵和外延

涂尔干认为经济生产是枯燥乏味的，人类社会需要周期性的社会宗教活动来实现其公共意义和社会属性。就此而言，人并非是单向度的，而是具有天然社会关系的、丰富精神世界的客观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阐述了他对工作与生活的认识：工作场所中的物质生产劳动是耗费体力和脑力的过程，而家庭、社区和休闲娱乐场所，则是劳动力休养生息、安心乐意、重获奕奕精神的过程^［21］。女性主义者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内涵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在继承的基础上将“社会再生产”界定为“包含脑力、体力和情感的各种劳动方式，从而为维持既存的生命和再造下一代提供其所需要的历史、社会和生物意义上的照料”^［22］；外延上：社会再生产除了包含新生儿的生育和抚养、对家庭成员的照料之外，还应当包括安全食品的供应、公共教育和健康照料体系、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社区文化和休闲设施、退休金和福利保障制度等用以营造社会共同体、维系共享的意义纽带、情感和价值等对社会再生产而言不可或缺的情感与物质劳动^[23]。女性主义者在此基础上通过考察市场、社区和家庭在抚养儿童、照料老人、家务劳动等不同类型的再生产劳动过程中的权责互动和相互平衡，从而为理解精英阶层、中产阶层、工人阶级等不同群体的生活日常及其结构性关系奠定重要基础。

2.理论和现实的差距：公私之间的二元壁垒和对立

女权主义者建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将女性从家庭内部事务和繁衍后代的本能中解放出来，强调并凸显“社会再生产”的公共性和责任感。但在现实世界，真实情景却与理论认识背道而驰。在资本运作的经济体系中，一切价值都由金钱衡量，却以“爱”和“美德”作为对再生产劳动的回报。女性主义者敏锐地发现，“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调整，还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塑……社会再生产责任愈是加诸私人家庭，使其通过无酬家务劳动或购买家务劳动的方式来实现……愈会导致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24]。

有研究发现：现代意义上的性别不平等不再基于男女两性的身体差异，而是植根于“再生产劳动”对“生产劳动”的屈从性位置——即便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前提^[25]。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同样发现，“孩子”被大众意识私有化为家庭财产，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切义务教育外的知识技能、以及发展所需的外在环境场所，必须依靠“生产劳动”所获得的的劳动报酬予以支付后，才能获得和享用。有研究发现，越是拥有更多资源的孩子，其越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未来表现^[26]。因此，越来越多的家庭致力于提供给孩子丰富的成长环境，遂逐渐演变出“母职经纪人化”。从外在的社会环境来看：无论是“影子教育”还是优质活动场所，都需要资本的运作，金钱将普罗大众划分为三六九等，应运而生的则是关于城乡、阶级、性别的一系列矛盾。

（三）宏观国家的逻辑：教育私有化的权力进路

在家庭教育的生态中，国家作为看似距离最远实则权力最集中的生态圈层，其逻辑体现为国家逐渐将劳动力再生产和人力资本优化的压力下放到私人领域。

为何在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资本运作时代，人的再生产的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许，将这一核心议题放置于更加宏大的国家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发展中，才能得到解答。现代社会区别于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专业化分工日益精细，最新国际标准职业分类显示世界现有职业1881个^[27]。因此，国家社会对人才培养要求越来越高，教育竞争日益激烈，教育投资在家庭消费占比越来越大。然而，资本运作的底层逻辑建立在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之上。对于中产阶层而言，教育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风险投资，密集的课外兴趣培养背后是功利主义社会氛围引发的普遍性焦虑，每一个学生背后都是来自于家庭的全力托举，公共场域教育资源的稀缺导致家庭逐渐成为一个个愈加独立的存在，在此背景下，教育过程公平更加难以实现，经济因素成为阶层之间教育投入的决定因素，逐渐加剧了教育私有化的权力进路。